《我的知青岁月》之二：潘半斤 |
40年前，猪肉一直是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餐桌上奢侈品，习近平总书记下乡当知青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曾表示，他的最大愿望是让老百姓能够痛痛快快吃上一顿肉，可想猪肉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1976-1979年，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每年春天，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各级省、地、县革委会主任都到大寨去开会。黑龙江省有一位省长叫潘福生，因为老百姓对每月每人供应半斤猪肉心怀感激，尊称省长为“潘半斤”。计划经济的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县城里的老百姓每人每月猪肉0.5斤、面粉2斤。那时的老百姓真是渴望吃上猪肉，也很少有植物油，做菜主要是猪油，因此老百姓买肉时都希望买肥肉回去炼油，剩下的肉渣（也称油渣）可以用来包饺子。尽管物资短缺，他们依然每天开心、幸福地活着，人际关系很好，可能是没有贫富差异吧？ 1976-1979年期间，我下乡在内蒙古扎赉特旗努文木仁公社团结大队第一小队（这个村称哈尔泰莱，我也没有考证是蒙古族名字，还是日本人起的名字，因为我的家乡长期受日本侵略，很多名称是那时确定的）。这个时期，带皮猪肉0.79元/斤，剥皮猪肉是0.83元/斤，持续了很多年。当时只有国营食品公司经营，农村很少吃肉，连吃猪油都很少。我们14位知青很幸运，刚到生产队就发现有一缸猪油，里面还夹杂着些许猪肉，感谢生产队领导派了一位蒙古族青年给我们知青做饭。
那时每个家庭饲养1-2头猪，清晨，一个放猪的社员（常常称是“猪倌”）从村的一头开始收猪，一边赶猪一边喊着“放猪了”，这时每家的猪都集中到一起，群猪伴随“猪倌儿”的鞭子声和哼曲声开启了一天的旅行，队伍很是壮观。中午时分，猪倌儿把猪群赶回来，有序地回到自己饲养主户家，井然有序的猪群每天外出“旅行”后“回家”，过着快乐的生活。前2年我在东帝汶见过这种情景。
年底，各家各户陆续开始请有经验的“屠夫”杀猪。那时候因为家家户户都过着贫穷的日子，人际关系很好，杀猪后做一大锅杀猪菜（酸菜+白肉+血肠）给亲朋好友送去，或请大家聚集在一起吃上一顿饱餐。
2023年以来猪肉市场出现严重过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多次，但在我几十年生涯中就只遇到过一次。记得有一年四川猪养多了，把冻肉运到我们内蒙古，要求机关干部都要购买，名曰“爱国肉”，当然也要付钱，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党和政府分担一时的困难，每个家庭限购15斤冻猪肉。猪肉供应紧张局面一直是常态，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猪肉生产从紧俏到供大于求，努力了半个世纪。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听说过“多肋猪”，后来学习畜牧专业后才知道是长白猪。其实在上世纪60年，中国杭州大观山等养猪公司已经开始引进长白猪。那时候看见多肋猪非常亲切，比原来老百姓饲养荷包猪漂亮若干倍。由于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国外优秀品种，饲养效率高，彻底解决了中国人吃猪肉的问题。
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从饥寒交迫到生活富裕，再到生产过剩。过去学习政治经济学，说国外牛奶都倒进“壕沟”，课堂学习真是理解不了，现在看来确实如此。那怎么避免生产过剩呢？这里又谈到“计划”。防止生产过剩一是要拟定实施计划，二是要掌握周期规律。农产品都有这个问题，农业生产大部分是一年生植物，容易避免过剩，如今年发现大蒜种多了，明年可以少种，可猪是多年生动物，不好操作，需要计划生产，需要顶层设计。谁来实施顶层设计？中央农业部门吗？全国产业协会吗？如果一个省，一个地区要搞生猪产业计划供给可以吗？现在搞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搞流通，这又是矛盾。在我看来，中央农业、商务部门要肩负起这个重担。前几年，国家发改委在实施生猪供给宏观调控中给各省一些配额，如下表。各省再划定地市县一定配额。这个初衷很好，但执行起来偏差很大。
在自由发展的生猪产业市场经济下，生产过剩，路在何方？大企业一统天下吗？肯定不行，猪肉安全成了问题。大企业间博弈看谁能笑到最后吗？也不行，很多企业贷款压力重重，长期博弈不仅仅是养猪企业损失严重，国家倒霉，银行倒霉，企业倒闭。国家、金融机构在生猪生产中扮演什么角色？国家还是要宏观调控，强调引导，政策导向，金融要从纯粹借贷效益出发，体现效益最大化。 这几天，我有机会在法国里昂到家乐福超市走走，我看猪肉还是很贵的。法国里昂家乐福超市猪肉：里脊肉24.95欧元/kg;五花肉0.3kg，3.38欧元，即10欧元；排骨0.99kg，10.65欧元；椎骨肉13.25欧元/kg;后臀瘦肉13.17欧元/kg；普通前夹肉1.065kg/10.31欧元，大约10欧元/kg；纯瘦肉0.31kg8.39欧元。大致算下来，平均10欧元/kg。
自2019年生猪产能恢复后，整个生猪市场出现了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大型和超大型企业要审时度势，不要不顾血本去博弈。 2023年7月17日法国里昂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