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无抗”肉
时间：2016-11-14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佚名
“畜牧养殖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抗生素一直备受关注，”无抗“肉也曾作为健康的标签备受推崇，但一些消费者对于”无抗“肉却并不买账。究竟”无抗“肉背后有着哪些争议，在欧洲已经开始逐渐推行”无抗养殖“，美国也明确表示鼓励”无抗“的今天，中国的”无抗“之路还有多远？”
欧盟的“无抗养殖”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人们发现低剂量抗生素能促进动物生长，全球养殖业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期，但是不久以后，有关细菌耐药性的担忧也使各国不得不谨慎看待这一技术。
其中欧盟在“无抗养殖”方面走得比较早。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欧洲早在1976年就禁止在动物身上使用青霉素和四环素。瑞典1986年就全面禁用促生长抗生素（AGP），此后瑞士于1992年、丹麦于1996年开始逐步禁用。到2006年，欧盟开始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促生长抗生素。
但是，欧盟的兽药政策背后混杂了很多政治、经济、贸易因素，甚至在北欧诸国加入欧盟的谈判中，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砝码。这些政策明面上是保护消费者健康，但其实质是保护本国和本地区利益的技术贸易壁垒。连欧盟自己的评估报告都认为，促生长抗生素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缺乏充分依据。
禁用潮流背后的争议
欧盟之外，日本于2008年开始“禁抗”，韩国在2011年也开始禁止。2013年左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明确表示，鼓励肉类生产商自愿放弃使用某些促生长抗生素。“禁抗”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些措施对控制抗生素耐药性和抗生素残留有积极意义，但到底有多少实际作用，却存在很多的争议。
跷跷板效应：促生长抗生素不仅可以促生长，还能一定程度上预防动物疾病，所以停用后就可能导致治疗用抗生素增加。瑞典在禁用促生长抗生素后开始出现鸡的坏死性肠炎和猪的回肠炎问题。而丹麦2000年的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比之前增加了6倍。在“禁抗”之前，丹麦每年使用48吨治疗用抗生素，而几年之后就增加到113吨。同样的“跷跷板效应”也出现在英国。在2006年至2008年间，英国兽用抗生素的年销售量由405吨下降至384吨，下降5%左右。但是从2008年开始，销售量开始快速反弹，2010年比前一年净增长45吨，每吨肉平均使用70克抗生素，反而比几年前增加了16%。
连锁反应：促生长抗生素能提高饲料转化率5%左右，这意味着“无抗养殖”会消耗更多的饲料。更多的饲料意味着需要更多土地、农药、化肥种植饲料作物，并使用更多的运输工具来运送饲料。同时还会导致产生更多的动物粪便。而更多的粪便意味着更容易产生土壤或水源的细菌污染，向环境排放更多的氮、磷，产生更多的氨气、甲烷等温室气体。本来禁用促生长抗生素的一个理由是保护环境，但这些连带效应却似乎有悖初衷。除了环境上，因为动物生长速度下降也导致存栏周期延长，饲养空间扩大，加工损耗增加，养殖主们也开始陷入困境。瑞典、丹麦、英国等国在“禁抗”后，养殖业主普遍面临生产成本高的挑战。
健康争议：由于停用促生长抗生素，畜禽携带食源性致病菌的概率大大增加，比如空肠弯曲菌、产气荚膜梭菌等，这反而导致更多人生病。比如欧盟禁用促生长抗生素的同一时期，美国人感染空肠弯曲菌的数量明显下降，而欧洲却大幅上升。美国学者估计，停用促生长抗生素，可能导致上万人因空肠弯曲菌生病。很多针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也发现，耐药性的转移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对阿伏霉素、维吉尼亚霉素、共杀素等兽药的研究发现，它们与人身上的细菌耐药性并没有关联。停用这些抗生素后，动物身上的细菌耐药性确实下降了，但这并不能降低人身上的细菌耐药性。针对维吉尼亚霉素耐药性的定量评估结果显示，如果禁用促生长抗生素，15年内美国3亿人口仅减少1个人的死亡。
真“无抗”很难：目前欧盟将“无抗”动物产品分为三级，以“无抗猪肉”为例：一级为屠宰时检测不到抗生素；二级是饲料中不添加抗生素，猪生病的时候可以用，但需要有足够停药期，确保屠宰时检测不到抗生素；三级是压根不许用抗生素。实际上欧洲目前比较多的是第二级，国内有少量养殖企业也已经可以做到。但做到第三级非常难，因为这对养殖管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高昂的成本不可避免，也违背保护动物福利的初衷。
中国全面“禁抗”为时尚早
目前已经禁用或准备禁用促生长抗生素的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目前中国养殖场的卫生状况、生物防护水平、动物疫病流行态势、监管能力和水平，如果盲目跟进，很可能会导致短期内动物疫病流行失控，治疗用抗生素大幅增加等负面后果。
同时，“无抗养殖”较高的综合成本意味着产品价格上升。在我看来，欧美和日韩消费者较强的支付能力才是他们禁用促生长抗生素最大的资本。
中国其实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无抗饲料”研发成功，2003年“无抗猪肉”就在上海面世。此后虽有多地尝试，但受价格因素等影响，消费者并不太买账。虽然高端消费者也能撑起一小块市场，但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全面“禁抗”还为时尚早。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如果有效改善饲养环境和管理水平，动物的健康状况可以比使用促生长抗生素时更好，抗生素的总用量也会下降。当然，这需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和金钱。
欧盟的“无抗养殖”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人们发现低剂量抗生素能促进动物生长，全球养殖业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期，但是不久以后，有关细菌耐药性的担忧也使各国不得不谨慎看待这一技术。
其中欧盟在“无抗养殖”方面走得比较早。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欧洲早在1976年就禁止在动物身上使用青霉素和四环素。瑞典1986年就全面禁用促生长抗生素（AGP），此后瑞士于1992年、丹麦于1996年开始逐步禁用。到2006年，欧盟开始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促生长抗生素。
但是，欧盟的兽药政策背后混杂了很多政治、经济、贸易因素，甚至在北欧诸国加入欧盟的谈判中，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砝码。这些政策明面上是保护消费者健康，但其实质是保护本国和本地区利益的技术贸易壁垒。连欧盟自己的评估报告都认为，促生长抗生素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缺乏充分依据。
禁用潮流背后的争议
欧盟之外，日本于2008年开始“禁抗”，韩国在2011年也开始禁止。2013年左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明确表示，鼓励肉类生产商自愿放弃使用某些促生长抗生素。“禁抗”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些措施对控制抗生素耐药性和抗生素残留有积极意义，但到底有多少实际作用，却存在很多的争议。
跷跷板效应：促生长抗生素不仅可以促生长，还能一定程度上预防动物疾病，所以停用后就可能导致治疗用抗生素增加。瑞典在禁用促生长抗生素后开始出现鸡的坏死性肠炎和猪的回肠炎问题。而丹麦2000年的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比之前增加了6倍。在“禁抗”之前，丹麦每年使用48吨治疗用抗生素，而几年之后就增加到113吨。同样的“跷跷板效应”也出现在英国。在2006年至2008年间，英国兽用抗生素的年销售量由405吨下降至384吨，下降5%左右。但是从2008年开始，销售量开始快速反弹，2010年比前一年净增长45吨，每吨肉平均使用70克抗生素，反而比几年前增加了16%。
连锁反应：促生长抗生素能提高饲料转化率5%左右，这意味着“无抗养殖”会消耗更多的饲料。更多的饲料意味着需要更多土地、农药、化肥种植饲料作物，并使用更多的运输工具来运送饲料。同时还会导致产生更多的动物粪便。而更多的粪便意味着更容易产生土壤或水源的细菌污染，向环境排放更多的氮、磷，产生更多的氨气、甲烷等温室气体。本来禁用促生长抗生素的一个理由是保护环境，但这些连带效应却似乎有悖初衷。除了环境上，因为动物生长速度下降也导致存栏周期延长，饲养空间扩大，加工损耗增加，养殖主们也开始陷入困境。瑞典、丹麦、英国等国在“禁抗”后，养殖业主普遍面临生产成本高的挑战。
健康争议：由于停用促生长抗生素，畜禽携带食源性致病菌的概率大大增加，比如空肠弯曲菌、产气荚膜梭菌等，这反而导致更多人生病。比如欧盟禁用促生长抗生素的同一时期，美国人感染空肠弯曲菌的数量明显下降，而欧洲却大幅上升。美国学者估计，停用促生长抗生素，可能导致上万人因空肠弯曲菌生病。很多针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也发现，耐药性的转移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对阿伏霉素、维吉尼亚霉素、共杀素等兽药的研究发现，它们与人身上的细菌耐药性并没有关联。停用这些抗生素后，动物身上的细菌耐药性确实下降了，但这并不能降低人身上的细菌耐药性。针对维吉尼亚霉素耐药性的定量评估结果显示，如果禁用促生长抗生素，15年内美国3亿人口仅减少1个人的死亡。
真“无抗”很难：目前欧盟将“无抗”动物产品分为三级，以“无抗猪肉”为例：一级为屠宰时检测不到抗生素；二级是饲料中不添加抗生素，猪生病的时候可以用，但需要有足够停药期，确保屠宰时检测不到抗生素；三级是压根不许用抗生素。实际上欧洲目前比较多的是第二级，国内有少量养殖企业也已经可以做到。但做到第三级非常难，因为这对养殖管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高昂的成本不可避免，也违背保护动物福利的初衷。
中国全面“禁抗”为时尚早
目前已经禁用或准备禁用促生长抗生素的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目前中国养殖场的卫生状况、生物防护水平、动物疫病流行态势、监管能力和水平，如果盲目跟进，很可能会导致短期内动物疫病流行失控，治疗用抗生素大幅增加等负面后果。
同时，“无抗养殖”较高的综合成本意味着产品价格上升。在我看来，欧美和日韩消费者较强的支付能力才是他们禁用促生长抗生素最大的资本。
中国其实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无抗饲料”研发成功，2003年“无抗猪肉”就在上海面世。此后虽有多地尝试，但受价格因素等影响，消费者并不太买账。虽然高端消费者也能撑起一小块市场，但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全面“禁抗”还为时尚早。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如果有效改善饲养环境和管理水平，动物的健康状况可以比使用促生长抗生素时更好，抗生素的总用量也会下降。当然，这需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和金钱。
责任编辑：王苗苗
